近日发布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投资于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居民就业、消费、养老、生育等领域，在宏观政策中的权重会促进加大，民生领域的资金流动有望加速；另一方面，报告中对科技、民企的关注显著提升，这与217民企座谈会的精神一脉相承。综合看来，未来的经济重心在居民社会福祉、企业创新活力方面的投入，与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以及全世界内的资本运动趋势息息相关。
作者指出，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若想突破低水平发展陷阱，必须接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走上工业化、社会化生产的道路，接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因此，后发国家接纳“资本”作为基本的生产组织方式几乎是一种客观强制。然而，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一个广泛存在着“资本”的经济体系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间是有差别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历史化的、现实化的理解与阐释这种差别？
作者指出，资本要想从生产单元演变为支配性社会权力，需控制三大战略节点：(1)核心循环节点控制。通过垄断金融、能源等经济命脉，形成对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支配。(2)对信用关系的控制和对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所有权。资本借由信用得以在陆地上奔驰流动，并进一步通过价格获得在整个社会经济范围内支配劳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并借此获得重塑整个宏观经济形态的能力。此外，通过将以土地为代表的“不可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资本的逻辑得以不断地延伸，把一切都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和过程中。(3)竞争性的政治环境。政治系统的竞争性是资本权力能否扩展的关键。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政治系统越是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越是相互竞争，那么不论这些政治力量所代表的利益来自何处，都会使其相对于资本形成妥协。
但在中国，尽管资本是都会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但是资本的权力始终未能跃出狭义的生产领域。在资本权力扩张的后续节点上均受到相应的制度规约，使得资本的目的不会上升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目的。这包括：资本循环的大部分核心节点是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国家通过多个维度实现对金融系统的有效调控；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最重要的是，中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抓住资本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范畴展开分析，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2月刊，原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讨论，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近年来，这一讨论随着党中央对资本问题在理论和政策上的重视而逐渐繁荣起来。
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都会存在着包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在内的很多类型的资本。
这些资本以自身的方式实现对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不断在货币、生产要素和商品之间实现形态变化，在这种运动中串联起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所有的环节，慢慢的变成了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范畴。任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严肃讨论，都已经不可能绕开这个范畴了。
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界，对资本问题的讨论受到这样一个理论张力的牵引——在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资本范畴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也蕴含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在资本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范畴，并且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情况下，该怎么样理解资本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关系，或者说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如此庞大复杂的资本运动？
由于资本的运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所以在讨论资本存在性之前，第一步是要讨论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市场经济的存在性。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存在性的文献汗牛充栋，提供了大量不同角度的理论。在本文看来，这些不同的角度实际上都统一在商品背后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运动当中。商品货币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是依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来协调社会分工的系统，生产者的生产的全部过程是广泛的社会分工的一环，因此是一种社会劳动；但是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决策却是根据生产者自身的信息和利益进行的，因此是一种私人劳动。如果生产者的商品得以在市场上交换，说明其劳动确实为社会别的部分所需要，其劳动的社会性被承认，从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实现了统一；而如果商品不能顺利销售，则说明这种私人劳动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无法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大家可以考虑一种“反证法”：如果市场经济不再主导经济运行，那么从逻辑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社会劳动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即不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分工，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典型形态是自然经济；另一种则是不同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劳动可以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即劳动者的劳动在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的需要，当代社会中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逐渐从个人需要和个人消费转向公共需要和公共消费，体现的是直接的社会劳动逐渐增加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下，直接的社会劳动虽然其范围在不断地扩大，但仍然仅仅是社会劳动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主要部分。这样，市场经济或者说以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协调方式，就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从产权、信息、不确定性等各种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实际上都是上述理由在某一个具体方面的特例。
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存在性是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理论观点，但是再向前一步论证资本的存在性就变得复杂起来。当前关于资本存在性的论证较常见的思路至少有以下几种：一是区分资本社会关系的方面和物的方面，强调资本物的方面在不同社会的共性；二是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共性入手，强调其价值增殖、资本积累等方面的共性，而这些共性在当前阶段是可通过的；三是强调生产力条件的约束，认为当前时代仍然处在资本这种生产关系所对应的生产力基础之中。这些研究无疑拓展了关于资本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关系的理解，但是仍有几点值得指出。
首先，资本本身是一种生产关系，任何物的方面仅仅是其物质形态，并不是使资本区分于其他范畴的根本特征。对此马克思曾有一个经典的比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将资本视作一种物或者人和物的关系，都有忽视资本所代表的特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性，而将其永恒化的可能。
其次，如《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那样，资本复杂的性质直接蕴含于资本这个范畴内部，资本运动总公式自身逻辑的展开形成了资本从一般到特殊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换言之，资本的性质和运动已经包含在资本最简单的形态中，只是这些性质和运动需要一步步地体现出来。如果从不一样资本的共性入手，并不容易把握资本的一般性应当位于何种抽象层次上。或者说，在资本从最简单的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规定性逐渐具体化发展成现实中复杂的资本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很难辨识到底哪些是资本跨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属性，哪些又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实际上，由于这种困难，在学术界探讨公有资本的时候也总是采取其他策略，引入国家等外在于资本的因素，以讨论公有资本的具体性质。在引入外部因素后，一些私人资本本来具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不再显现出来。在这种探讨策略下，用于理论探讨的资本的“原型”或者“一般形态”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完整展现自身逻辑的资本！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尽管从不同资本的共性入手，其逻辑应当是从资本一般到资本主义资本的特殊和社会主义资本的特殊，就像从帆船的一般到大帆船和小帆船的特殊，但是实际上展现的却是帆船和装了蒸汽机的帆船。
最后，某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归根结底的基础当然是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但是，要将某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和某种具体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我们仍就需要一种中介过程以便于对具体的现实做多元化的分析。否则，我们并不容易分析清楚当前的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决定了资本存在的必然性。
在这个部分，笔者试图给出另一种资本存在性的论证，这种论证实际上就是为上一部分当中基于生产力的观点找到一种中介状态。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引入由意大利学者加布里埃尔和巴西学者贾布尔提出的“元生产方式”概念。元生产方式不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基本的经济结构，制约着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生产方式，体现着当前生产力的一般性制约。或者说，元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内容不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具体的生产方式，却是所有具体生产方式所一定要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来自当前生产力水平所导致的某种必然性，因此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从生产力到具体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某种中介。
在加布里埃尔和贾布尔那里，这些制约包括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和支配性的市场、剩余产品的占有和积累以及宏观上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存在和互相补充。但是本文认为，还有一种元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未被引入，这种要素是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来自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者在生产的全部过程内部及生产的全部过程之间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和更加紧密的联系，是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表现，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经济的全球化本身是由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体现着资本积累的规律，不断地制造着不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对全球化的不同参与者形成了差异化的效应——其具体形式已经被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内的不发达理论所充分阐述，并被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历史经验所佐证。但是经济全球化在一般意义上来说，仍然是生产社会化在全世界内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分工协作水平的提高，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这种以高水平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就是当前不同的生产方式都需要面对的元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就像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统一一样，也是社会生产协调过程的一个侧面。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意味着这样一种处境：如果它拒绝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那么同样也就将自身从高水平的生产社会化当中排除出去了。这对于一个发展起点很低的国家来说，相当于拒斥了一种基本的生产力进步来源，是无法长期维持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脱钩，能成为一种获得独立地位和政策空间、减少世界体系对自身塑造乃至重塑本国经济结构的策略，但是这仅仅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能的，不有几率会成为一种长期的“道路”。因此，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几乎是一种“外在的强制”。
一旦我们将经济的全球化引入元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就会发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了一种外部的强制，让资本在后发国家的存在成为一种必然。上述元生产方式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介入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参与由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资本的运作逻辑会表现为一种外部强制，本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被塑造为以利润率或者说价值增殖为中心的资本关系。
其中的核心逻辑在于，现阶段扩大再生产和生产率的提高依然以剩余产品的占有和使用为基础。在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剩余产品的使用和占有会表现为对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和使用。而在面对世界体系中其他几个国家的竞争时，利用剩余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和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积累联系了起来，因此导致价值增殖成为本国生产主体必然的目标。较高的利润率可以帮助企业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获得生产率上的进步，乃至获得并留住其他几个国家的投资。至于利润率是来自企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价值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还是来自国内较低的劳动力价值，反倒没那么重要。
这种外部的强制可以类比于单个资本的运动逻辑。国内市场中单个资本自身有几率存在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强制必然让它关注利润率和资本积累。因为不关注以上描述的目标的资本会在竞争的强制中被淘汰，只有关注利润率和积累的资本才能留存下来，而这些留存下来的资本也会成为其他新进入市场资本的外部强制。
另外，需要非常说明的是，这种外部的强制并不仅仅会对参与国际循环的企业起作用，而是对后发经济体起着普遍的作用。一方面，参与国际循环的企业会如上文所述，在国内市场上对不参与国际循环的企业形成一种竞争的强制，这种强制可能来自积累速度、劳动力和信用获取等多个角度；另一方面，后发国家追赶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和学习，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是和具体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因此，学习和赶超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对具体生产的全部过程的塑造。而且，这种外部的强制也绝不是只能表现为一种被动的选择，也可以是政策基于不同原因的主动适应。
总之，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在国内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塑造下，转变为了如何在世界市场上提高价值实现水平、实现价值增殖。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资本成为一种必然被采取的、普遍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借助了全球化或者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这一中介，不断地在后发国家再生产出资本这一范畴。
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么其背后的一个含义是：既然后发国家的资本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资本像商品货币关系那样，是跨越社会形态的某种一般性的范畴，而是带有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假设某种跨越社会形态的“资本一般”固然在理论上是关键的，但是我们所实际面对的，是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大背景的实际运动着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资本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直接表现出某种根本性的不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作为盛行的乃至普遍的生产组织形式，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将长期和资本共存，那么社会主义的性质怎么样影响资本的行为规律，就不能从资本自身的性质中去寻找，而应当从外在于资本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理论界在分析中国资本的性质和运动过程的特殊性时，实际上大体采取的是外部经济关系对资本进行了某种类型“改造”的理论进路。而如何理解这种“改造”也将是后文的核心。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其在中国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对后发国家的强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运动本身是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大背景的，不能直接认为这个背景下的资本——不论其来源和所有者——直接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下资本的特殊性，以及其背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形式的独特性，需要从资本之外寻找。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应该首先说明的是，一个广泛存在着“资本”的经济体系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之间是有差别的。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宏大而纷繁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许多经济学流派在思想史上的纠葛。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有机的社会系统。有机系统的性质并非简单的个体的加总，单个资本的叠加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资本主义这个系统的性质，就像单个人的叠加无法推导出社会组织，单个铁原子的性质无法推导出钢铁机器的性质一样。
从政治经济学的方面出发，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经济体的生产目的和运动规律服从于资本的目的和运动规律。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资本能否顺利增殖成为经济能否顺利运行的前提，资本运动的困难将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困难，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服务于这种资本的运动和再生产。更直接地说，这实际上意味着资本的权力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支配。因此，要理解资本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就有必要了解资本的权力是如何得以实现对社会总体的支配的。
资本的权力不是一种能直接从微观角度直观理解的权力，其来源是隐藏在社会经济结构当中的。资本的权力最直观的来源是其对货币权力的运用，由于货币本身充当一般等价物，这让它成为抽象劳动、社会劳动的代表，因此货币实际上成为承认和支配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权力。当原始积累让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资本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就形成了。而当资本通过机器大工业获得了自身稳定的生产力基础——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并导致了劳动的生产力以资本的生产力的形式反映出来，实现了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质隶属”的过渡，资本的权力就进一步扩张了。以上也是关于资本权力的研究最常讨论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沿着资本发展的逻辑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些内容仍然主要是狭义的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权力。资本要想主导整个经济活动，需要生产、分配、交换等领域一系列权力的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闭环”。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理论的分析，就不难发现，要形成这样一套完整的体系，至少还需要三个方面的核心节点。
一是对资本循环核心节点的控制。资本要在运动中实现增殖，要一直地实现资本在不同形态之间的循环；而要实现资本在形态上的转换，就需要和外部的主体进行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不同资本和其他生产主体之间的商品货币交换构成了一个价值循环的网络。如果这个网络结构是均匀的，每个资本循环所连接的其他资本循环的数量和规模是差不多的，那么每个资本能对其他资本产生的影响就是有限的。但是，现实情况是，由于生产社会化水平在有些领域不断地提高，资本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资本的集中，因此资本循环的网络结构并非均匀的，而是存在着一部分具有高度中心性的节点。这些节点和广泛的资本进行着商品和货币的交换，因此其自身就成为这些资本乃至整个资本循环网络运行的基础。
在现实中，资本循环核心节点的一个典型是金融部门。对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而言，在资本循环的购买阶段，它们需要从金融部门获取货币，而在销售阶段又需要将货币提供给金融部门。无论这些货币是金融部门提供的信用还是实体资本自有的货币，均是如此。而不同的金融企业又通过彼此的信用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整个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为资本循环的核心节点。另一个很典型的部门是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部门，几乎所有资本在循环的过程中都需要和这些部门进行商品交换。当然，由此向外拓展，生产经营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网络结构或平台的企业，也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具有核心节点的性质。
由于一部分资本循环具有这种核心节点的性质并成为整个资本循环网络运行的基础，因此，只有资本充分掌握这些核心节点，才能够“用它自己的双脚站立”，独立地维持资本的运动过程。
二是对信用关系的控制和对土地等自然环境的所有权。前文当中，我们已讨论了作为资本循环核心节点的金融部门，但是除此之外，金融背后的信用关系在资本权力的扩张过程中还有更重要的作用。信用让处在循环过程中暂时停滞的货币资本可以被转移到其他资本循环过程中，加快其周转速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资本得以在不同部门、不同空间和不同主体之间流动。而这种自由的流动意味着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范围内支配劳动、配置资源的能力。离开信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沉重的肉身”将会使得资本的流动性大打折扣。这种自由流动所带来的权力，可以从生产价格的形成这一过程得到充分的观察。资本正是通过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实现了利润的平均化和生产价格的形成。生产价格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价值实现对价值生产的偏离或者说一套新的价格系统的形成。生产价格形成的过程中，资本通过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既调节着社会产品的供给，也调节着货币在部门之间的分配和由此产生的需求。可以说，生产价格的形成实际上意味着资本具备了重塑整个宏观经济形态的能力。而现实中要实现利润的平均化，信用是必不可少的。
信用发展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生息资本的产生。而生息资本的产生导致资本增殖的真正来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加剧了资本能够自行实现增殖的幻象，并最终带来了“虚拟资本”这一资本拜物教的最深刻代表。当这一概念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终于获得了最迷惑的形式，让人们将资本作为一种永恒的、物的关系加以讨论，将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都以资本的视角加以透视，并产生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乃至生态资本之类光怪陆离的概念。能够正常的看到，信用不仅带来了资本重塑宏观经济的能力，也让资本拜物教达到了顶峰，产生了以资本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幻想，让资本的逻辑“抓住了人们的头脑”。
在虚拟资本产生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和由此带来的地租的作用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相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而言，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尽管其仍然表现为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但不再成为组织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主导者，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成为有价证券那样的虚拟资本。由于地租的一个基础是对土地、自然资源等不可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的占有，当虚拟资本的逻辑延伸到土地所有权领域，就完成了对不可再生产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进一步来说，由于不可再生产的生产要素本身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的一部分，这就导致资本的逻辑得以不断地延伸，将这一些因素纳入资本增殖的过程中，为资本增殖服务，从而让大到地理空间小到人体基因等因素成为资本获取租金的手段。租金和虚拟资本的逻辑相互配合，也成了当代纷繁复杂的投机活动的基础。
三是竞争性的政治环境。很容易看出，前文描述资本权力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沿着《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展开的。传统的观点集中于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的直接生产的全部过程，对资本核心节点的控制关注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而对信用关系和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则主要关注资本的分配过程。因此，在已有的论述中，资本权力的扩张和资本自身逻辑的展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而言，并不是仅仅有资本的运动，如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所提示的那样，也包含着劳动者、地产、国家等其他非资本的范畴，其存在着与资本并不相同的运行逻辑。仅仅分析资本自身逻辑的展开是不够的，还需要分析其他范畴自身的运动会怎么样影响资本。在各种非资本的范畴中，国家是尤其重要的。在资本权力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劳动者和地产都被塑造为资本运动中的一部分，但国家不仅没有作为资本的一部分，而且在维持资本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过程中，经常性地以经济总体调节者的身份出现。本文赞同荷兰政治经济学家罗腾的观点，认为前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解体带来了企业和家庭的分化，在这个分化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于资本权力的扩展，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国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会和资本在许多层面产生联系和互动。本文认为在众多的维度当中，政治系统的竞争性是资本权力能否扩展的关键。所谓政治系统的竞争性，指的是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分裂为互相竞争的子系统。这一观点的核心来自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讨论。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强调，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存在 “国家间系统”。这些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相互竞争，因此不足以形成一个政治上整合的整体以实现对资本的控制。自由流动的资本成为不同政治实体的争取对象，从而被让渡更多的权力。这使得资本足以从社会政治生活的约束中逐渐“脱嵌”，主导不同国家的政治过程。这一过程在今天仍然以各种方式在国际经济领域反映出来。例如著名的国际经济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者不能同时成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当资本得以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其流动所产生的结果将足以导致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缩减。
由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不仅不同的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竞争会导致资本权力的扩张，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政治系统越是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越是相互竞争，那么不论这些政治力量所代表的利益来自何处，都会使其相对于资本形成妥协。例如，在西方多党制的条件下，不同政党为了获得执政的地位，需要争取比其他党派更多的支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论这个政党是否代表某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向资本让渡一部分权力。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都认为资本会由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普照的光”而改变其行为规律。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资本的权力如何从生产的全部过程中逐渐扩张，最终使经济和社会政治活动逐渐围绕资本的目的运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资本在中国的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有何不同也就呼之欲出了，由此我们大家可以理解这种“普照的光”是如何“照射”到资本之上的。
在中国，尽管资本是都会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雇佣劳动是都会存在的，但是资本的权力始终未能跃出狭义的生产领域。在资本权力扩张的后续节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使得资本的目的不会上升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目的。
第一，资本循环的大部分核心节点是由国有经济控制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让国有经济更多着力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与资本循环的核心节点相重合的。国有资本其实就是将国家的治理方式内嵌到资本当中，从而改变这部分资本的性质，通过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协调资本和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当国有资本掌握着资本循环的核心节点时，国有资本就能够更大程度上发挥主导经济活动的作用，撬动更大范围的资本循环发生改变。例如，为实现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在西部交通不便的地区布局了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数量庞大的私人资本作为生产上的某个环节参与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私人资本仍然是以价值增殖为目标的，但是由于工程本身是由国家政策基于区域平衡发展的目的而设立的，由政府和国有公司进行投资和总体建设资金的回笼，每个私人资本局部的资本循环其实嵌套在国有资本具有更多元化目标的、更大的资本循环之中。因此这些私人资本的局部目的并不具有总体的性质，而是服从于国有资本的整体目的。
第二，国家通过多个维度实现对金融系统的有效调控。前文已经提到了信用对于资本权力扩张的多方面作用，一言以蔽之，在货币是支配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最主要权力的情况下，配置货币的机构实际上就成了社会分工的“指挥部”。在中国，国家对金融的控制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部门中，国有经济在数量、比重和竞争力上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二是中国政府对金融系统具有更多维、更复杂的调控政策体系，这些体系不仅包含传统的总量政策，更包含了大量结构化的、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政策，使得国家可以通过金融活动调控产业、区域乃至能源结构，实现更复杂的目标。由于国家治理系统嵌入国有资本中，中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管政策更加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从制度、信息到人事的多方面监管。同时，不断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是对虚拟资本所产生的拜物教的祛魅，将金融活动还原为实现经济发展有效协调社会分工的工具。
第三，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中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主要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并根据土地不同生产用途的特点，形成了具体的土地经营方式。这样一方面，可以始终将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置于社会整体的调控之下，调控人和自然之间最基础的物质变换过程，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理空间形态。（有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资本所主导的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导致了一种物质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这是当前人类社会生态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地理空间也更多地由资本形塑，形成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地租掌握在国家手中，以此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社会占有，提高剩余价值在社会范围内的使用效率，同时防止地租带来的经济“食利化”。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国家治理所有的环节的协调和统一。党不仅仅实现了上层建筑的整合，实际上也是组织协调社会分工和协作的主要的因素，因此本身是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中国将政治经济系统整合在一起，在这个系统中，社会的总体性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由中国这个主体体现，从而确保前述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性质，并让资本嵌入社会经济活动中，而不是“脱嵌”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统治性力量。
综上，尽管资本在现阶段是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并且资本的运动规律仍然面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制，但是中国所领导的包括国有经济体系、土地公有制、对金融活动的控制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安排，能够让资本嵌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受到这些经济制度安排的约束，从而改变资本运动过程，减少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而充分的利用其积极因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普照的光”正是通过这一种方式“照射”在资本之上的。
在文章的最后，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一下。首先，尽管上述制度安排实际上实现了规制引导资本的作用，但是并不代表这些制度安排的全部或者部分是为了制约资本而设立或者保留的。这些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引导驾驭资本仅仅是这些制度的一种客观结果。其次，既然上述引导驾驭资本的方式是历史过程的结果，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并非历史演化过程中对资本形成制约的唯一可行方式。这些制度也并不对应于引导规制资本的某种政策，而是这些制度所形成的社会权力结构使得制约资本成为可能，是更为具体的规范引导资本政策的深层基础。最后，资本本身有不断增殖并且破除增殖过程中障碍的趋势，因此这些制度安排和资本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完全稳定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矛盾运动之中。这种矛盾运动实际上也成为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动力，是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一条线索。
在进入大数据管理的新时代，国家、省、市、县级重点项目将重入计划发展的方向。先辈的目标。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