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指出：“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我国人口老龄化既是人口转变一般规律的结果，也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都会存在的规律。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体现。从我国的详细情况看，一方面，我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代就慢慢的开始降低，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至2.1的更替水平后，仍就保持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更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另一方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在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在2000年时，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7%，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3%，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5.4%，按照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仅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般性的挑战，还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独具中国特色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突出、最具冲击力的特征。如果仅仅从目前人口老龄化的绝对水平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例如，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人口老龄化，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仅仅高于印度和巴西，位于第八位。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2023年高收入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平均值为19.5%，高出我国4.1个百分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值为18.2%，高出我国2.8个百分点。
但在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将会改变上述格局。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1.4%，在世界前十个主要经济体中将上升至第三位，仅仅低于日本（37.5%）和意大利（37.1%）。而且，即便与老龄化水平超高的日本与意大利相比，老龄化程度的差距也明显缩小。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之日本低16.1个百分点，较之意大利低7.2个百分点。到2050年，上述差距将分别缩小至6.1和5.7个百分点。
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呈加速演进的状态，但仍然呈现阶段性的特征。2035年之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展最迅速的时期，“十五五”和“十六五”期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平均每年分别增长0.7和0.73个百分点，随后人口老龄化的增速有所下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恰逢人口老龄化最快速的发展阶段，需要提前谋划，积极应对。
未富先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与世界上很多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在人均收入还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但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的经济体。“未富先老”源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领先于经济发展进程。早在21世纪之初，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未富先老”现象就引起过讨论。当时，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标准，我国还是中下等收入经济体，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
一般来说，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标准，当一个经济体该比重超过14%的时候，即被定义为中度老龄化社会。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2%，首次超过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如前所述，由于未来十年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这一比重还将迅速增长。以达到中度老龄化时的人均GDP水平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未富先老的特征仍然明显。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人均GDP统一为2015年的不变价美元。很显然，越晚进入中度老龄化，达到中度老龄化时的发展水平也越高。2021年，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下限。不过，与其他经济体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的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例如，最早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德国和瑞典，在1972年的人均GDP分别达到1.9万美元和2.5万美元，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人均GDP仅分别为当时德国和瑞典的58.5%和44.9%。未富先老不仅仍然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纵向地看，虽然与2000年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相比，我国的国情国力有了显著增长，但与老龄化相关的具有挑战性的因素也逐渐增多。以2000年的不变价计算，我国的人均GDP由2000年的7942元增长到2023年的44703元。但与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相比，中度老龄化不仅仅体现为老年群体总量的增长，而且，老年人口中位年龄也在上升，这意味着养老需求的种类和程度都有所增加。今后，进入深度老龄化后，与老龄化相关的医疗、照料等需求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从我国当前及未来的情况看，未富先老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用于应对老龄化的经济资源相对不足；其二，应对老龄化的养老制度体系仍然需要不断完善。与之相对应，应对未富先老矛盾的途径也有两条，一方面要通过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使得经济发展的进程逐步赶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需要基于未富先老的国情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养老体系、有效地组织养老资源。总之，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从本质上说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的赛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统筹好二者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17亿人，约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1/4。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占世界同年龄组的人口比重也会继续上升。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集中在一个国家，意味着中国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具有世界意义。而且，与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不同，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式和内容也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
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形成了特殊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依据自身发展条件和老龄化特点制订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难以照搬其他已有的模式。例如，中小经济体可以通过主权基金投资于国际市场，通过分享其他国家的增长红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但对于有着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的国家而言，这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从世界范围看，为这么巨大的群体养老还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和自己的制度创新，并根据人口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断调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巨大的老年人口也产生了一些可以利用的优势。例如，我国已经提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政策举措，由于老年人口规模巨大，且数量仍在不断增长，发展银发经济具有规模优势。较之于其他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也可以孕育出更大的市场，在老年产品和服务上发展更加细分的市场。与此同时，依托国内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提升满足人口老龄化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升银发经济部门的效率，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适老化产品和服务。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演进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社会的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少子化和老龄化是一体两面的人口现象，过去几十年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一直伴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因此，总抚养比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二者哪个变化的幅度更明显。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时间里，我国的总抚养比一直在下降，1982年为62.6%，到2010年下降至34.2%的历史最低点。此后，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总抚养比开始上升，到2023年已经上升至46.5%。
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将持续上升。从总体趋势看，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势头相对缓慢，但进入“十五五”期间，上升速度将明显加快。抚养比是反映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备的相对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也是每个经济体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老年抚养比推动的总抚养比上升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条件。因此，必须基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而且，我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特点，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更严峻的冲击。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铁律，一个国家的产出增长无非来源于两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人均产出水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经济活动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意味着经济效率的不断的提高。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包括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资本深化（提升资本产出比）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首先，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减少、劳动力市场规模萎缩，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自从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以来，劳动力市场规模缩小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也更快，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加明显。
其次，人口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如前所述，人口快速老龄化不仅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也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再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余地越来越小。相应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历史经验看，年轻劳动者是创新的主要群体，因而，人口的快速老化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如人力资本存量、资本产出比等也会产生影响。
除了降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人口快速老龄化还容易引发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会引起储蓄率快速下行，并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也是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人口老龄化，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将下降，而与健康、看护服务等相关的消费将上升，不同的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存在差异。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还会对通货膨胀水平、利率水平产生影响，使发展的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人口加速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上。随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尤其是从2022年开始，“婴儿潮”一代的男性开始达到申领养老金的年龄，养老金支付体系的平衡关系面临越来越紧迫的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养老金支付体系不仅起步晚，基金积累的数量也相对有限。如果以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养老资源承受能力，一般而言，该比重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提高。随着老龄化水平提高，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养老金支出的快速增长，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但多数国家通过加快养老金体系改革等举措，目前基本实现了养老金支出达峰，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趋于稳定甚至缓慢下降。
因此，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峰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在临近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布局。相比之下，我国遇到类似困境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之发达国家要低，需要更积极地应对养老金支出的快速增长。要将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纳入养老金改革方案中，将老龄化的水平与速度、预期寿命的增长、参保缴费人数下降等作为相关政策工具的重要参数，以更有效地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对养老金体系的冲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问题。从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看，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系统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已经对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就业规模与结构、储蓄（投资）与消费模式、居民收入增长等重要的经济指标产生冲击，也对医疗看护、家庭模式、居住安排、社会保障等社会民生领域提出巨大挑战。鉴于人口老龄化既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又提出了十分紧迫的现实挑战，需要强化政策设计，加强各领域政策的相互协调与系统谋划。要统筹谋划老龄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生育政策、就业和退休政策、涉老产业发展政策、养老体系建设等问题。要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系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彻底改变目前仅仅从人口和健康等少数领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系统性，首先要统筹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变量，在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很多经济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必须考虑老龄化社会的特殊需求。其次，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系统性还需要顺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变化，动态调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略。由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上很多经济体，在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很快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们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又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保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灵活性、根据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动态地调整就非常重要。再次，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系统性还需要相关的政策在空间上做好统筹。由于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劳动力流动为主，加之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程相对滞后，造成了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地区的现象。农村老年人口居住分散，加大了养老体系建设的难度。一方面，要加大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改革力度，发挥城市集中养老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要针对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鉴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核心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适应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尽可能接近潜在经济增长的水平。老龄化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来自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对社会赡养体系的挑战。因此，要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使老龄化社会保持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我国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大大压缩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也必须加速。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人口转变过程是自然的过程，因此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机制，就可以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然而，中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事实以及不断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很容易对经济发展形成冲击性的影响，难以通过自发的机制实现结构变化，必须辅之以经济发展政策的干预和诱导。
在老龄化社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因此，从依赖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至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增长方式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
老龄化社会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冲击就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不断缩小，因此鼓励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发展政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必须辅之以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再分配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目的。
在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更广泛的就业，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为很多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劳动年龄人口尽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当前迫切需要遏制老年人以外的其他群体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趋势。针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应通过打击就业歧视、补贴生育、加强托幼公共服务等措施，鼓励女性的劳动参与。
与此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渐完备劳动力市场制度，做好就业政策与养老金体系的衔接，为有劳动能力和工作意愿的老年群体参与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好的环境。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进入新世纪后，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上升，成为全社会就业率增长的重要因素。相形之下，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非农劳动参与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刚刚推出的延迟退休改革，对于促进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有着积极的作用，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今后，还需要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完善老年劳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